从最初的500米，到今年5月下旬的300米，再到现在的200米左右，通州规划建设的“北京第一高楼”的高度像坐过山车一样，出现了“节节低”的现象(6月8日《中国青年报》)。

自今年年初以来，通州成为京城舆论关注的热点地区，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当地房价的飙升及“北京第一高楼”的概念。早在两年前，该区就提出要建设新地标，拔京城建筑高度之头筹。而在近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通州分局分管宣传的纪委书记赵少华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过去打算建得很高，现在没有那么高了，大概降到200多米。包括‘北京第一高楼’高度在内的整个新城规划都还处在调整、研究之中。”

不仅是在通州，不只是在现在，建设地标性建筑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更为雷同的是，将建设地标性建筑等同于建设“第一高楼”仿佛已是各地“默契”的动作，不知疲倦地在各地上演再上演。在开发利用资源、寻找“城市名片”方面，许多地方可谓殚精竭虑。甚至前不久有的地方提出要投入巨资，建设一批将“百年不朽”的公共设施。如此宏大的决心与毅力，令人感慨。

众多的“第一高楼”宏伟壮观，引人注目，自然形象高大。但又有多少人统计过，自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城市中究竟建过多少处有意为之的“第一高楼”，更有多少真正融入公众的记忆，在思想中成为不朽。恐怕更多的是沦落到尘埃满面、荒草横生，甚至早被一拆了事。

早在上个世纪初期，欧美国家推崇摩天大楼为传统工业文明与资本实力的象征，后来却严格控制建设超高层建筑。以菲力普·约翰逊为首的一批建筑师则用行动拒绝在美国建造摩天大楼，但是目前中国的一线、二线甚至三线城市却都在争相建设第一高楼。上海金茂大厦设计者、著名结构工程师法兹勒·康曾经说过，建不建摩天大楼或在城市什么地段建摩天大楼，不是工程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目前，上海已经建设了492米的环球金融中心，还有632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厦正在建设中。因此，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北京建造400多米高的第一高楼没有任何技术问题。但从更深层次来看，一座城市的内涵并不在于有多少地标性建筑，更不在于它们有多高，而是它在历史演进中自然形成的、无可比拟的底蕴。现代城市的发展更是关键在于相关制度的完善，在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在于百姓民生的改善，在于社会整体的进步。我们所要做的至多只是顺势而为的推动和促进，这不是一两个所谓“第一高楼”能带动和决定的。从当前来说，我们的政府财政仍不富裕，我们的不少老百姓依然没有实现小康。因此，往脸上“贴金”的不应该是“第一高楼”，更应该是民生工程。

我们的许多城市发展到今天，现代化的选择可以有很多的形态。特别是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我们的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形态各异的，而不是把所有其他地方都可以随便贴上去的水泥钢筋变成新的地标，这也是对现代化的一个曲解。因此，只有将城市的建设与社会公民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历史风貌衔接在一起，跳出所谓“第一高楼”的“纠缠”，这个城市才能真正成为人们公认、尊重并喜爱的城市。